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关宜馨，将自己的博士论文精心修改后交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本探讨“好妈妈”在意欲培养“高素质子女”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以及解决方案的《不确定的爱》，因为有一个副书名“当代中国育儿的希望与困惑”，容易给读者造成一个印象，即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孩子之间产生冲突是中国特色。事实果真如此吗？
同样是谈论家庭教育这一话题，美国人纳特·G.希尔杰的《为人父母的陷阱》一书所选择的样本，均为美国家庭。也就是说，父母对孩子未来的无限期待同孩子因此反感而与父母发生冲突，恐怕是全世界的共同话题。
家庭教育平台“少年大不同”的创始人陈瑜挑选了12名少年，用深度访谈的形式来呈现两代人之间因教育理念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由此结集而成的《少年厌学》，正好与《不确定的爱》和《为人父母的陷阱》互为文本，多层面展示了当下家庭教育中的父母与孩子正身陷怎样的困境。
操劳又迷茫的“好妈妈”们
曾在中国引起过巨大反响的美国电视连续剧《成长的烦恼》中，男主角杰森家三个孩子的求学经历轻松又搞笑，无论是勤奋好学的女儿，还是调皮捣蛋不求上进的儿子们，杰森夫妇都照单全收。由此，我们对美国的家庭教育产生了这样一个刻板印象：愉快为上。但希尔杰在《为人父母的陷阱》中列出的一组数据，却给了我们当头一棒：“美国的父母每年为7400万儿童提供全方位的儿童发展服务，如同干了份全职，甚至还要加班工作。按市场价——市面上类似服务的报价——计算，这些父母创造的年度总产值已逾五万亿美元。”肯下如此血本培养孩子，注定了美国的父母并非都是杰森夫妇。那么，美国家庭在孩子发展中的高投入，具体都用在了哪里？
两个孩子的母亲、博士生卡尔顿发现自家所属街区的学校整体成绩很差，她想把女儿转去另一所学校，但没有成功，于是，她开始从成功的家长那里获取他们的路径：首先要做的是搜集多所学校的资料，包括这些学校的学生成绩在州里的排名以及独家优势，卡尔顿照做不误：“我收集了很多资料，包括考试成绩和经费等相关信息……我还做了一张表格，把我计划申请的所有学校都列了出来，然后根据‘我的首选是什么’将它们依序排好。”其次，卡尔顿发现在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一所好学校的那个阶段，家长们都化身为房地产中介——“设法搬向机遇”。卡尔顿比较幸运，她发现自己所在城市有四所公立学校和一所私立学校是家长们心目中的“机遇”所在。当然，这也意味着竞争相当激烈，这时候，博士生学历成了卡尔顿为女儿择校的非常趁手的“工具”，凭借自己精心编撰的强有力的数据集，她的女儿通过抽签成功进入了她首选的特许学校。
《为人父母的陷阱》，[美]纳特·G.希尔杰 著，殷圆圆、王 喆 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出版
多么熟悉的配方，不是吗？对孩子的未来寄予很大希望的中国妈妈，哪一个没有遭遇过卡尔顿的周折？只是，中国妈妈清晰地意识到，孩子踏进一所理想学校并非万事大吉，在好学校里成为高素质的学生，才能保证他们在今后的人生中始终笑傲群雄。所以，中国妈妈们往往在亲力亲为替孩子选择好学校的同时，会要求和督促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
陈佳玲和小珍母女是被关宜馨选中并写入书中的许多对家长孩子组合中的一对。
关宜馨的目标是写作一部教育民族志著作，作为人类学学者的她非常清楚样本的数量和样本的真实性对其研究成果是否可靠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而从《不确定的爱》中，我们看到的是，有着一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之心的中国妈妈们在为人父母的困境里是多么的挣扎。
“陈佳玲对女儿小珍只有好意，不过她有时过于严厉了一点。”跟踪调查了陈佳玲母女多年以后，关宜馨给出的评价中肯又口下留情，因为在我看来，陈佳玲对小珍不是“过于严厉了一点”，而是严厉到了苛求的地步。
小珍打小就是一个自觉和认真的孩子。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总喜欢拖堂，想上厕所的小珍就是不敢举手示意老师；半夜醒来会下意识地再一次检查自己的书包，生怕漏带了课本和作业本而被老师批评；为了不迟到，小小年纪的小珍，自己把闹钟调到了清晨五点半……这样乖巧的小珍，还是不能让陈佳玲满意，她态度坚决地给小珍安排了课外学习内容，理由是“以后竞争会非常激烈，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就没法适应社会”。陈佳玲的安排占用了多少小珍的课余时间？仅以小珍三年级时的双休日安排为例：周六，早上8点30到12点是英语课，12点下课与妈妈一起吃过简单的午饭后，从1点30开始是一个小时的小提琴课，小提琴课结束后休息半小时，从下午3点到6点是绘画课；周日，小珍用来紧赶慢赶地完成学校布置的通常需要两天才能完成的家庭作业。对于妈妈的安排，年纪尚幼的小珍无法反抗，但她曾悄悄地告诉关宜馨，她感到压力很大。
感到压力很大的，大概还有卡尔顿的女儿。卡尔顿的女儿当然明白妈妈费尽心机地将她送进那所特许学校的终极目标——将来能在SAT和ACT之类的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而进入特许学校只是开始。除了要为入学考试作准备之外，卡尔顿的女儿还要像小珍那样学一些技艺傍身，以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凭借自身具备的多种能力而被自己心仪的学校相中。
顺从又叛逆的“高素质子女”们
小珍那根被陈佳玲拧得太紧的发条，断了。她先是情绪崩溃地大哭，然后说自己睡不着，身体哪里都觉得不舒服。无奈之下，陈佳玲夫妇只好送女儿去医院。儿科医生怎么都诊断不出小珍的问题出在哪里，陈佳玲夫妇只好带着小珍转诊精神科。精神科医生对小珍进行了初步诊断后，给她开了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和镇静剂。但小珍的症状并没有缓解，浑身瘙痒、脾气怪异、睡眠障碍……关宜馨跟踪调查的那段时间里，小珍的状态虽有缓解，却没有康复。
《不确定的爱》，[美]关宜馨 著，毛超予 译， 安孟竹 校，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出版
小珍的状况并非个例，也不是最严重的。国家二级心理师、深耕青少年心理领域近十年的陈瑜的新书《少年厌学：青少年心理专家和12个少年的深度对话》告诉我们，不理解父母对自己期许的少年，他们的对抗能有多强烈。
Y是一位生活在上海的女生。Y的成绩曾经非常好，可是她妈妈却特意跑到学校请求老师要盯紧Y，原因是Y从来不写也不交作业。“因为我知道我懂了，做再多也就是那样，顶多提一下速度，我不想干这件事。”Y有她自己的理由。但遇到一个从不写作业也不交作业的女儿，哪个母亲不会心急如焚，于是，Y的妈妈就拿着Y没有做的练习册央求老师：“老师，你看看她这些都没有做，你要盯着她做完。”老师果然依照Y妈妈的意愿紧盯起Y的作业完成情况，这让Y很烦躁。Y说一想到要应付老师盯她作业这件事，精疲力竭的感觉就会向自己袭来，继而觉得人生没有意思。从那时起，Y开始厌学，成绩也随之变差了。女儿的变化没有让Y的妈妈意识到自己的方式方法可能有问题，而是简单粗暴地拿出与她关系不错的同学的好成绩来贬低Y，这么比来比去，Y慢慢觉得自己的确矮人一头，就愈发不愿意去学校了。Y高一的时候，因为早上不肯去上学，她妈妈就用刀砍自己的手腕。然而，妈妈的过激行为，非但没能把女儿“吓”回学校，反而加剧了她的厌学情绪。无奈之下，家人把Y送进了号称能治愈厌学少年的机构。那家机构当然没能治愈Y，一年以后回归家庭的Y依然厌学，她认定自己已经没有了未来。
投了那么多“钱”用于孩子发展，作为“投资者”的美国父母们，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孩子由着性子在疯玩中“愉快”地长大？虽不至于像小珍那样崩溃，也没有像Y那样厌学，《为人父母的陷阱》里那些备受期待的美国少年，在成为“好素质子女”的路上，走得也颇不容易。
科尔萨罗一想起女儿四年级时完成数学家庭作业的情景，就忍不住啜泣。面对越来越难的数学作业，女儿的负面情绪爆棚，几乎连想都不想就说“这个我不懂”“那也太难懂了”。科尔萨罗只好拿起女儿的数学作业，尝试用自己的“童子功”帮助她化解难题。怎奈，“数学算得上是我的最弱项，所以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妈妈的认怂似乎强化了女儿的抵触情绪，但为了女儿的美好未来，科尔萨罗只能咬牙坚持。
怎样的“好妈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子女”？
关宜馨、希尔杰和陈瑜用跟踪调查、数据收集和深入访谈等形式，结合他们自身人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专业背景写成了的这三本书，以大量颇具说服力的例子，展现了“好妈妈”在培养孩子成为“高素质子女”的过程中，与他们发生剧烈碰撞后产生的让人唏嘘的家庭矛盾。然而，这并非作者的写作目的。
“好妈妈”和“高素质子女”这两个概念，是关宜馨在她的书里提及的，她认为这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教育问题中的两个关键节点。希尔杰也以充分的数据和翔实的事例告诉读者，“好妈妈”和“高素质子女”同样也是美国教育问题中的关键节点。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父母作为突破口，试图找寻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陈瑜在“冲突的亲子关系”一章中，转达了她的访谈对象对父母教育方式的三不满：
不能认同家长的教育理念：家长将学习功利化，固守“读书改变命运”的执念，只看重成绩，不顾现实，不看未来；
不能消化家长的时空情绪：对于学习中的大小问题，不少家长存在着弥漫性的焦虑，时不时爆发，出手打人，出口伤人，意识不到危害，拒绝改变；
不能接受家长的管理行为：家长的高期待加上全方位控制，剥夺了孩子的学习主动性，孩子一切都要听从父母的安排，只能过“二手人生”。
这些父母掉入了什么样的子女教育陷阱？他们的孩子切身感受，所指出的三点可谓针针见血，入情入理。
《少年厌学：青少年心理专家和12个少年的深度对话》，陈 瑜 著，文汇出版社2025年出版
与陈瑜转达孩子们的声音不同，关宜馨在长期跟踪调查中深切共情了中国普通父母的困境，重新定义了在资源有限的现实中“好妈妈”的概念。“好妈妈”们都心甘情愿地为孩子的成长创造条件，可是在关宜馨看来，创造条件不只意味着为孩子提供好的教育机会、资源，创造积极的成长环境，也包括对突发事件的及时处理，对潜在危机的提前应对。这无疑比为孩子选择学习课程、紧盯学习进度要难得多。关宜馨认为父母自身就应该不断学习、善于学习。
《为人父母的陷阱》中充斥着美国家庭教育的数据，希尔杰关于家庭教育的新理念，已经冲破了唯分数论的评价标准。他认为，帮助孩子具备在当今社会生存所需要的技能，才是父母教养孩子的首要目标，而非督促他们从上学那一天开始就不断地积累好分数，以谋求进入一所公众概念中的好大学，因为，那所学校未必是孩子心仪的学校。如果“好妈妈”的选择不适合自己的孩子，又怎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更遑论把他们培养成“高素质子女”了。
帮助孩子具备生存技能，看似降低了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要求，实则，那是希尔杰协同各领域专家经过多年跟踪调查、数据分析及研究后得出的最适合“好妈妈”追求的家庭教育目标。依据这样的目标修正“高素质子女”的标准，也许就意味着，“好妈妈”与“高素质子女”相安无事甚至可以相处甚欢的那一天，有可能到来。